目前在中國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要想讓一個古村落存活下來,旅游業是最有效和最簡單的方式。中國旅游研究院院長戴斌在SMART鄉創峰會進行主旨演講時表示,旅游固然能夠產生若干活化鄉村的成功案例,但如果沒有本土精英階層的引導,沒有產業升級與創新驅動,沒有男女老少的傳承與相守,就不可能保障鄉村的持續發展。
以下為演講全文:
曉亮兄:你月初來京時向我推薦的《參考消息》上的那篇文章,《旅游業或可挽救中國古村落》,我看了。原文刊于美國的《外交政策》網站,來自住建部項目組的羅教授認為:“在目前這一階段,要讓一個古村落在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存活下來,旅游業是最有效和最簡單的方式。”
作為國家旅游智庫的領導者,讀完這篇文章,我確是振奮。畢竟,無論是理論研究成果,還是來自江南水鄉、古徽州的一些古村落,云南的麗江、貴州的安順、成都的“五朵金花”,都證明了旅游業應當,也能夠在重新喚起古老村鎮的活力方面有大作為。事實上, 2014年,我國鄉村旅游的游客數量達12億人次,占到全部游客數量的30%;鄉村旅游收入3200億元,帶動了3300萬農民致富。目前,全國有200萬家農家樂,10萬個以上特色村鎮。地處安徽黟縣東隅的西遞村,隨著旅游的迅猛發展,先后榮獲“世界文化遺產地”、“國家5A級景區”、“全國十大歷史文化名村”、“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文明村鎮”等榮譽稱號,2014年村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6653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
作為一名從鄉下走出的經濟學者,我又不得不思考:旅游固然能夠產生若干活化鄉村的成功案例,但是真的能夠保存、延續和提升古老的生活方式,特別是能夠讓原住民在既有的空間里生活和發展嗎?從現有的鄉村和古鎮旅游發展的宏觀格局來看,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即周莊、烏鎮為代表的客源依托型,地處長江三角洲高客源產出地,交通便利;以西遞、宏村為代表的景區依托型,位于黃山這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旅游景區,通過資源互襯引流傳統的觀光客源;以及,以麗江、青巖、鳳凰為代表的資源依托型,本身具有可以活化的歷史文化資源,輔以實景演出,吸引特定的休閑客群。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古村落還是不可逆轉地衰落了。而更大數目的普通村莊呢?依然在同一個國度里與城市成平行線,自然演化著。每次回到皖北鄉下的老家時,我都能夠感覺到村子里的年輕人都在忙著蓋房子——不是為了改善居住條件和生活水平,而是為了等拆遷的時候可以多獲得一些補償。從言談舉止中,我也能夠感受到他們對城市的向往。如果原住民對自身的生活方式沒有發自內心的認同,也不愿意付出才情與努力去建設家園,美麗鄉村就會因為缺少內在的發展動力而成為空洞的口號吧。
在調研古村鎮旅游時,我都會問當地的官員和經營者兩個問題:現在的常住人口中的原住民的比例是多少?他們的平均年齡有多大?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令人氣餒的,青壯年基本上都離開了,去城里打工、生活,只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才回來呆幾天。留下來的都是年過半百,甚至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就是旅游發展起來了,甚至還有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項目的補貼,做生意的商家需要些年輕人,也多是操外地口音者。就在想啊,再過幾十年,等這些老人走了,盡管建筑和空間布局還在,可是鄉村還是原來的鄉村嗎?
無論游客多么發自內心地喜歡這些世外桃源,總是客啊,還是要走的。一個只有客人,沒有主人的鄉村,就像母親已經不在,子孫也散去的老家,空余記憶中的鄉愁,卻看不見未來的生活了。對于成千上萬的鄉村而言,發展旅游固然是重要的現實選項,可是僅有旅游又是不夠的。
由是,我希望能夠在共識的基礎上,切實推進“中國夢·新鄉村議程”,讓鄉村真正成為我們的父老兄弟、子子孫孫愿意留下來生活的美麗、富饒、樂業、文明的鄉村,讓鄉村成為異國他鄉的游客與原住民共享的真實鄉村。在這項全新的議程中,旅游固然是重要的行動選項,但肯定不是全部。如果沒有本土精英階層的引導,沒有產業升級與創新驅動,沒有老有所養、少有所學、病有所醫的社會保障,沒有男女老少的傳承與相守,就不可能保障鄉村的持續發展。這個議程還將是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需要從現在起就樹立耐心細致的思想準備,而不是寄希望于幾個“工程”,或者“樣板”就可以畢其功于一役的。
為此,我們需要重構本土的精英階層,讓生于斯、長于斯的新鄉紳主導鄉村的現代化進程。對于世居于此的村民而言,鄉村是他們的現實生活空間,而不是用來保護的遺產,也不是簡單用來開發的商業場所。傳統的鄉村社會基本上是退休返鄉的官員、沒有進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和地主共同治理的,他們了解決地方的風土人情,希望身后留名,故而會有恒常心。事實上,今天游客流連忘返的古村古鎮,翻開那些泛黃的紙頁,還能夠在歷史深處看見他們的身影。這些年,我們欠鄉村的太多了,特別是歷次的運動導致至少兩三代的鄉土精英流失,自上而下的權力架構和強勢的城市文化又沒有與鄉村自然而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現在是需要通過土地制度,特別是宅基地產權交易和農耕地使用權流轉等改革措施重建鄉村建設精英階層的時候了。當然,這并不排斥黨和國家和基層政權建設,也不排斥政府和專業部門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更不排斥大學生村官、專業志愿者、長期居留的藝術家對原住民現代生活方式的引導。關鍵是誰來主導,無論是從歷史傳統,還是從鄉情現實出發,都必須是與這片土地身心相連的本土精英階層。
為此,我們需要老年人守護這塊土地的同時,也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留下來。現在有那么多的大學畢業生漂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城市,哪怕是做“蟻族”也不愿意回到三、四線城市,更不用說鄉下了。我們不能說鄉村不美麗,也不能簡單地指責年輕人浮燥,只能說相對于城市而言,今天的鄉村既不能滿足年輕人的現實生活,也不能讓他們看到未來。臺灣電影《海角七號》有句臺詞一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鎮人民代表主席洪國榮面對大海,深深的感嘆:“你看這片海這么美,為什么就留不住年輕人?”不是這片土地不美麗,也不是年輕人就愿意背井離鄉,而是遠方的城市更能夠給年輕人以未來。在相對封閉的世界里,生產和生活資料都是相對固定的,沒有外來力量的沖擊,也沒有創新因素的推動,個人的成長空間只余下“做官”以獲得既定的稀缺資源分配權這一條路了。作家野夫的自傳體小說《1980年代的愛情》之所以能夠獲得共鳴,就是他道出了有才華的年輕人成長的吊詭之處:只有出走,才能成為家鄉的驕傲。哪怕是功成名就了,也只能作為過客回來為家鄉帶來短暫的,如逢年過節般的幾日燥動。留下來,則只能做一個普通人,像千百年的鄉下人一樣塵埃似的無聲無息地來,無聲無息地去。這樣的日子稍微想想都會令人窒息,除非沒有信息和人的流動,我們才可能相信這塊天地就是我們的宿命。然而,在農村的集市上都在銷售韓國偶像組合EXO的劣質海報,小學生都在用微信談論賈斯汀?比伯,余秀華都在渴望“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今天,我們又如何讓年輕人心甘情愿地呆在鄉下繼續唱著那些古老的歌謠呢?
為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本、技術、教育、創意和企業家參與進來,讓年輕人可以就近就業的空間,在鄉村也能夠有幸福的生活。討論鄉村研究院的組織架構時,我特別提出得有投資促進中心、產業發展中心、文化創意中心、科技轉化中心,讓社會資本、企業家、科技人員和文化人參與進來。投資的重點不要只想著外來游客的需要,對于絕大多數鄉村而言,這并不是常態化的市場。我們要回到一個基本的常識上來,鄉村首先是世居于此的村民的鄉村,其次才是外來游客分享的鄉村。要從鄉村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出發,用現代產業組織方式發展農業、加工制造業和物流業,讓年輕人能夠在本地就業并提升他們的收入水平。當創業創新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今天,鄉村不應當是獨立于這個進程之外,而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在新鄉村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產業規劃無論如何都應當居于中心位置。政府投資的重點則在于公路、電信、水利等基礎設施和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領域,而不是忙于撤鄉并鎮、工業園區、萬畝特產種植等短期的政績工程。說實話,由于傳統和慣性的存在,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經專門考察過一個村莊的水沖式廁所的改建工程,盡管有財政的專項補貼,盡管有強大的體制動員力量,其細節的復雜程度也足以讓利村利民的好事硬是被弄成“水過地皮濕”的玩笑。也正因為其復雜、艱難甚至是可能的反復,新鄉村運動的時代意義才得以彰顯吧。
我國現有2萬多個建制鎮,64萬個行政村,300多萬個自然村。相對于城市而言,官產學研和社會各界對如此規模的存量顯然存在關注不足的問題。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的馮長春教授在前不久召開的“美麗鄉村——2015鄉村規劃教育主題研討會”上給出了一個數據,從2007—2013年,300多萬個自然村只有15萬個編制了規劃,就是加上漏統的,也不到10%。住建部做小城鎮和村鎮規劃的示范點規劃,也不到10%。正是這些數據讓我看到了旅游在古村落保護中的直接作用的同時,也深感其在新鄉村建設進程中的力不從心。只有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集合包括旅游在內的產學研社會各界的力量,只有我們自覺地深入田間村頭,把推動城市演化的資本、技術、知識和人才與真正的鄉土力量融合起來,才能讓鄉民看得到未來。也只有等到鄉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都富裕起來的那一天,鄉村旅游的轉型也好,升級也罷,才會有產業基礎和品質依托。不然就會像小時候的鄉下,日子過得并不寬裕,城里來了親戚朋友,大人們灑水凈道地忙活了好幾天,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到頭來小孩子還只是躲在廚房里想象著城里的生活。可是我們到城市去城里做客時,才發現并不是那么復雜,往往只是多個人多雙筷子而已。只有自然而然地分享受,而不是刻意地表演與接待,方是真正的待客之道吧。
曉亮兄,等到了那一天,不僅我們愿意在去鄉下建座房子,比鄰而居、談詩論文、溫酒煮茶吹吹牛,而且我們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也愿意留下來,城里的朋友們有空就來看看我們,興之所至地住上幾天,那才是你我心中的鄉村。記得起鄉愁,看得見未來,優雅且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