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南寧“橋頭堡”定位恰如其分

　　12月15日，萬達集團與桂林市政府在南寧簽訂協議，這意味著計劃投資240億元的桂林萬達文化旅游城項目即將閃亮登場。隨后，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召開媒體見面會，就記者關心的問題一一作答。

　　明年上半年還有項目進駐廣西

　　記者：這是您今年第二次來到廣西，從去年開始萬達集團在廣西追加投資，在南寧、柳州和桂林等重點城市都有代表項目。究竟是出于怎樣的戰略考慮，讓您在這一年多時間里重金加碼廣西市場？

　　王健林：萬達集團加大對廣西市場的投資力度出于兩個原因。一個是廣西自身的建設發展吸引了我們。十多年前，我們已經進入廣西市場，但是由于當時我們對廣西的認識存在偏差，在判斷上出現了失誤，所投第一個項目未能堅守，撤走了。后來，我們發現廣西正在迅速發展，便于2012年再次進入廣西市場。如今，第二個項目——萬達南寧項目在運作、銷售等方面效果非常好。所以之后我們又投資柳州、桂林等地。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逐漸認識到廣西在西部發展以及與東盟國家合作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下決心重金投資廣西。如今，除了南寧、桂林、柳州，我們還在與廣西的其他城市洽談項目，明年上半年也許還會有2到3個城市會有萬達項目落地。

　　南寧“橋頭堡”定位恰如其分

　　記者：現在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系已經走過了黃金十年，現正開啟鉆石十年的大幕，南寧目前作為連接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橋頭堡，它的核心驅動力在哪里？萬達集團有沒有在北部灣城市進一步布局的考慮？

　　王健林：橋頭堡是國家對南寧的定位，南寧在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發展中，起著戰略支點的作用，這個定位恰如其分。首先，從時空距離上來看，邊境線只有200公里左右，這是在省會邊境線上距離最短的省會之一，可以輻射到整個東盟。再加上，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永久落地，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東盟博覽會已經形成品牌。在此情況下，再加上南寧在整個廣西的首位度，決定了南寧具有重要的橋頭堡作用，該定位是非常準確的。

　　北部灣現在我們正在看，也正在考慮之中，有可能明年上半年就會有項目入駐。北部灣不僅是廣西的北部灣，搞得好的話，也是整個西南大的出海口，它的戰略重要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旅游文化產業發展不能走老路

　　記者：桂林萬達城項目是萬達集團在繼武漢、哈爾濱等城市之后的又一個大型的旅游文化項目，萬達集團在整個旅游文化板塊會有怎樣的規劃和動作？在發展旅游地產方面，有什么戰略性的思考？

　　王健林：桂林這個項目總投資是240億元，其中文化旅游部分投資150億元以上。文化旅游是我們的一個大方向，但是它的銷售收入是沒有這么大的。文化旅游我們給自己定位到2020年做到800億元，這是必須要完成的目標，也許能有1000億元，萬達的收入2020年我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6000億元，2020年房地產比重低于50%，文化旅游、零售和其他作為我們的中心收入，非房地產的收入要超過一半，這是我們的目標。房地產業是不可能成為百年企業的積淀，它肯定是到一定時期就萎縮了，新開工大量減少，就是二手房交易，建設隊伍、施工隊伍、房地產開發這些都減少了。所以，國際萬達百年企業我一定要往支撐百年企業這個方向去做，這肯定就是往服務業、零售業這個方向去發展。

　　通過武漢這兩個項目的研發，在文化旅游上我得了一個最大的啟發，就是不能走老路，不能搞傳統旅游、傳統文化，傳統旅游結合山水資源，搞酒店或者是搞高爾。所以，我們一個新的發展定位就是分幾點：一是高科技，一定要做高科技的路線，靠科技而不是靠人體極限來表演文化。二是大投入大產出。三是融合，一定不能就文化講文化，就旅游講旅游，就商業講商業，我們一定是把所有的元素一起搞，打破既有模式。當然，經過長白山一個小小實驗就已經成功了，到2015年在南昌有四個項目做實驗來證明現在我們定的這個戰略是不是成功。

　　房地產調控方式需進一步考慮

　　記者：明年可能有更多自住型商品房包括地塊入市，一些開發商開始對拿地和開發的模式做出調整，這種變化會對房地產市場和行業格局帶來什么影響？您對明年的房地產市場有什么預測？

　　王健林：過去，行業對調控不滿意，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因為“全國一副藥”，一個地方的病全國吃一樣的方。經過五六年的博弈和實踐發展，大家終于意識到，中國的房地產是一個區域化的市場，不同區域有著不同的特征。基本可以肯定，只有一線和少數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需要調控，其他二線、三線、四線城市不需要。

　　去年我曾經說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兩年之內就不需要調控，現在看來，就已經不需要調控了。全國100多個城市，至少有五六個城市房子賣得很空，并不是都賣得特別好。房地產是一個分化的市場，只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這幾個城市，估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供不應求。

　　再往小的說，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恐怕在20年內房子都會供不應求。正如倫敦不只是歐洲的倫敦，也是世界的倫敦一樣，北京、上海不只是中國的北京、上海，而是全世界的北京、上海，基于這種需求，此類城市的特征就意味著其供求關系不可能緩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調控，但是調控的方式還需要進一步考慮。

　　呼吁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題

　　記者：在您的職業生涯中，什么事情讓您印象最深刻、最難以忘懷？信仰迷失、安全感缺乏是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那么您的信仰又是什么？

　　王健林：最難讓我忘懷的故事，以前我也講過，就是1992年去銀行貸款，跑了50幾趟最后也沒有拿到。站在行長辦公室門口，至少站了10次，最長的連續站1天，上午站4小時，下午站4小時，準時“簽到”，但并沒有得到行長的回應。別人出主意上家里堵，我早上堵、晚上堵，行長還是不肯見。

　　這件事給我一生的教訓就是，第一，今后一定要做大企業；第二，只要有機會我就要呼吁，一定要解決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微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最大的難題就是融資問題。這件事對我來說感觸是最深的，如果將來有一天我要寫回憶錄的話，這一定是個事件，而且我會詳細敘述。

　　關于信仰，現在我還是比較信傳統的儒家思想，信善、信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