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景區管理，旅游局當然需要承擔起責任，但它又承擔不起太多責任。畢竟，景區旅游業，實在有著太糾葛的參與主體，有著太復雜的運作結構，涉及了太多的利益扯皮，這絕非一朝一夕可解。
十月初，由于存在價格欺詐等問題，山海關景區5A級資質被取消。為此，山海關區旅游局局長劉媛失聲痛哭，“我是山海關的罪人，老局長的工作成果在我手上被敗光了。我們愧對全國游客，愧對國家旅游局的信任，愧對山海關人民。”而山海關區委書記曹玉寶向記者表示，被摘牌是個噩耗，同時也是一個契機，“山海關景區的硬傷在體制上經營、所有和管理三權不分，摘牌讓我們下了死決心，推進體制改革，盤活資源”。(10月19日澎湃新聞)
該怎樣理解局長劉媛的眼淚？首先應該明確，作為景區管理的直接責任人，劉媛顯然應該為現狀負責——由于自己管理不善造成嚴重后果，所以失聲痛哭、悔恨不已，這是順理成章的邏輯。事實上，有局長痛哭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自從山海關被摘牌之后，當地并無有分量的官員為此被警告、降職或調整崗位。一些地方的官場文化中，對于履職不力者，總是表現出極大的寬容。在缺乏實質懲戒的背景下，有“難辭其咎的官員”痛哭流淚，反倒會成為新聞。
官員痛哭，是承認自己失職失責，并愿意承擔政治責任的一種表現。這既是由內心恥感驅動，也可能是源自強大的官場壓力。所謂“知恥而后勇”，作為一位公職人員，“有恥感”實乃做好工作的第一步。可是，公共管理有正確的倫理立場還不夠，最重要的還是，找到切實可行的目標實現路徑。具體到景區的建設與整治，無疑更是如此。試問，以悔過姿態示人的山海關景區，又能拿出多少有效手段，來治弊圖新呢？
按照山海關區委書記的說法，“山海關景區的硬傷在體制上經營、所有和管理三權不分”。其實，這種混亂的局面，在不少景區都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還在于我們的旅游業發展史還很短暫，各地都缺乏成熟的運作經驗，以及體系化的藍圖規劃。相當多的地方景區，在發展旅游的初期階段，其主旨思想就是“迅速變現”。這種短視功利的策略，未能事先實現利益的有序分配，未能建立一套健全的管理框架，以至于為日后種種亂象埋下了隱患。
現今的局面是，許多地方的景區經濟，都呈現出一種分散化的、各行其是的逐利主義傾向。經營機構、主管部門等等，都想著以最小的代價，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導致的最終結果是，關于景區的長遠發展，難以形成一致的目標和協同的步驟。就此而言，山海關區旅游局局長的痛哭，也許仍然未能回答那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如何整合各方力量，來將景區納入可控的軌道。
對于景區管理，旅游局當然需要承擔起責任，但它又承擔不起太多責任。畢竟，景區旅游業，實在有著太糾葛的參與主體，有著太復雜的運作結構，涉及了太多的利益扯皮，這絕非一朝一夕可解。
（責任編輯 ：徐晶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