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橫店投資300億在橫店仿建的“圓明新園”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社會各界對于按1：1比例復建北京圓明園95%建筑群的“圓明新園”的做法物議沸沸，很多媒體用“質疑”、“鬧劇”的字眼形容這次中國旅游史上規模空前的復建“運動”。
筆者認為，沒有什么文化元素或者文化遺產一定要擺在神壇上頂禮膜拜，只要對歷史充滿了敬畏之心，任何的嘗試都是有益。也希望此次的“圓明新園”是對過去二十年“屢敗屢戰”的文化遺產開發思路的一次深刻反思，因為每一個貪大求全、半途而廢的旅游景區都對中國文化旅游造成莫大的傷害，這種傷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化身為“無力感”和“自卑感”而長久縈繞在每個相關者的心頭。
從泛文化思潮的角度來思考“圓明新園”之發展方向，筆者有三點想法不吐不快：其一，“貪大求全”發展策略已然窮途末路而需要“精兵簡政”；其二，避免“國粹主義”的影響而尋求文化遺產真正價值；其三，立足時代而建立超越圓明園的文化“經典”。
一、文化遺產的“精兵簡政”
“圓明新園”的新聞中：“300億”和“按1：1比例復建”成為了橫店集團最大的噱頭和媒體炮轟的焦點。300億的投入資金不可謂不多，但對于一個完整、精美、震撼人心的圓明園來說，如此的投資規模只不過杯水車薪。做一道有趣的估算題，1793年到1798年的五年間清政府就為圓明園的維修投入了149萬兩白銀，占到清政府5年財政收入的1.5%左右，換算成當下的人民幣是9萬億；僅維修一項圓明園150年間共清政府投入3000萬——4000萬兩白銀，按照晚晴一兩銀子價值人民幣150—220元計算，共計人民幣700億以上，而圓明園實際造價應該以維修費用10倍計算，文物內設更是維修費用的10倍以上，換算下來是一個天文數字。
橫店集團建立“圓明新園”的想法不可謂不宏大，但問題出在一個“大”字上，中國文化下的傳統人群都愿意用空間形式上的廣闊以掩蓋時空范圍內的蒼白，以物質形態上的高遠以遮擋文化內涵的創新。300億，別說按1：1比例復建北京圓明園95%建筑群，哪怕是復建70公頃的長春園都恐怕捉襟見肘，更何況圓明園中流失海外文物拍賣價格動輒上億，若想大量回流可謂“天方夜譚”。橫店旅游集團可以把投資規模和發展愿景作為旅游宣傳的噱頭，而不是當作實際工作的出發點和創新點。
“大”是中國人的向往。看慣了“投鞭斷流”的我們喜歡嘲笑日本歷史中幾百人規模的“大決戰”，卻不知幾十個日本倭寇就能讓幾萬明代軍隊徒呼奈何。隨著時代的進步，中國文化遺產的開發也應該走一條“精兵簡政”之路。
先是“精兵”，盡管長春園并不是“圓明三園”的最核心部分，但“大水法”卻成為游客心目中圓明園的標志，橫店集團不妨以此為切入點，在如今已有的建筑體量的基礎上，利用資金和技術更加細膩的恢復長春園的盛景，以此作為未來整體發展的基點和對試水市場的關鍵，以“精細化、小場景”創建新的文化遺產旅游發展思路。
再是“簡政，減少現實社會政治傾向對于文化遺產開發的影響，任何固定于階層和思維模式的政治傾向都會淹沒在滾滾的時間車輪之中，真實于歷史和文化遺產本身的面貌就彌足珍貴了。
二、文化遺產的“平衡支點”
如果沒有《宜賓日報》那篇《復建圓明園的鬧劇可以休矣》的時評和圓明園管委會“可能訴諸法律”的強硬表態，社會大眾對于圓明園和“圓明新園”這兩個同樣“命運多舛”的工程的關注度可能并沒有那么高。時評作者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將文化遺產所牽絆的民族感情與旅游開發的產業模式混為一談，對一個很正常的經濟行為進行了“有罪推定”，武斷地稱之為“鬧劇”，既失之偏頗，也反映出很多“文化人士”對于文化遺產所寄托不切實際的“厚望”。
文化遺產牽絆著民族感情，旅游產業閃爍著普世之光，虛化的歷史遺存與現實的產業形態的結合往往波折不斷，并刺激著旁觀者們向旅游提出超越產業本身的“非分要求”，于是事關文化遺產的“國粹主義”應運而生。
具體地說，此“國粹主義”和20世紀初興起的文化思潮大相徑庭：與100年前驀然求索相比，當下的“國粹主義”是站在模糊文化遺產實際價值的層面“拔高”歷史地位和“虛化”實際內涵，往往要求在一個被無序的工業化大生產折磨得千篇一律的世界，去尋找些許的能夠被放大的文化遺產，以此作為標榜各種傳統文化的“金字招牌”；并將原本質樸單純的文化遺產披上各種花花綠綠的概念外衣，虛化其外表、空乏其內心而形成若干千篇一律的產品鏈條。
文化遺產的在旅游層面上的開發，一定要實現國粹主義與遺產價值的平衡。要在宏觀歷史的角度上審慎的評價文化遺產的實際地位。在一個“龍脈”、“祖庭”、“理想國”滿天飛的年代里，很難再找到更有誘惑力的詞匯以麻醉大眾不斷獵奇的心理，我們有必要沉下心來細膩地挖掘每一個文化遺產真正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有必要評定歷史洪流中主角、配角的角色以及這樣的角色定位在社會人群中的影響，以避免諸如“絲綢之路起點”這樣的爭論不斷出現，以致影響正常的文化遺產開發方向。
要明確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與旅游開發價值的錯位。文化遺產的精細化解讀和定位不代表喪失深遠的旅游開發價值和方向，相反它更能夠在繁冗的歷史羅列中尋找到與旅游的契合點，尋找到能被當代社會人群認可并發揚光大的閃光點，而恰恰是那些視文化遺產內涵于無物的空洞解讀才會造成“上下錯位”。比如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史里尋找到川軍抗戰題材的樊建川，看似微不足道的匠心獨運就形成了文化旅游的“大突破”。
要尋找到文化遺產展現的新視角。傳統的文化和展現體系已經逐步喪失了對在內涵層面繼續推陳出新的能力，只能依靠技術的進步而實現展現手段的豐富，就如同一部電影由2D轉制3D，看得多了難免引起審美疲勞。于是，我們不妨從編年史轉向斷代史，從時間史學轉向人物史學，從一個更加宏觀或者更加微觀的角度審視、展現和創新文化遺產，廢墟的意義不是重新恢復，而是永遠緬懷。
三、文化遺產的“超越之旅”
圓明園是什么？如果歷史賦予它的“萬園之園”；中國皇家園林的集大成者；中國近代史的疤痕還有些許追憶的話，現在的國家重點文保單位；國家旅游局掛牌的AAAA景區就確實泛善可陳。圓明園作為文化遺產有獨特性，樣板化的中國近代史逼迫著圓明園將時間永遠停留在1860年英法聯軍離開的那一刻，它早已被歷史虛化，以至于現世的人們根本無法為它增加更多的物質形式和文化解讀。它亙在那兒，給中國歷史和文化旅游都出了一道難題。
無論文化旅游與文化遺產是怎樣的關系，兩者展現出的思想境界無疑是較低的。或者說，兩者現在的解讀、定位和發展愿景都沒有真正地觸碰到傳統文化或者人文歷史中的精髓部分，更不要說通過自身的發展來提高中國社會的思想認知水平。
比如，中國文化旅游一提到“唐”，必然是國力強盛，四海升平；一提到“宋”，必然拿出清明上河圖模擬一通；一說到絲綢之路，就少不了騎駱駝的商旅或者取經的玄奘。寺廟橫行，雕塑林立，沒幾個20米以上的銅胎石像都不好意思說是文化景區。類似的立意和解讀不要說在世界上舞臺上難以一爭長短，即使放在封建社會，都算不上經典。
“圓明新園”與圓明園應該有本質的差別。處于工業時代的我們完全沒有必要一味地拿著老祖宗的東西來“邯鄲學步“。沒有什么文化元素或者文化遺產一定要擺在神壇上頂禮膜拜，只要對歷史充滿了敬畏之心，任何嘗試都是有益的。圓明新園一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展現”萬園之園“的盛景，另一方面單純地建筑景觀恢復對于文化遺產旅游而言意義不大。它需要走一條“超越之旅”，既超越以往中國文化遺產旅游的開發模式，更在某些文化內涵的釋放和解讀上超越真正的圓明園。
可以預料的是，“圓明新園”會在發揚橫店固有經營模式的基礎上，不斷地向宋城、大唐芙蓉園等知名景區的經營模式邁進。但在商業化不斷推向極度膨脹的時代里，希望“圓明新園”能夠考慮類似春帆樓或者建川博物館的發展模式：畢竟，圓明園作為一個建筑奇跡可能是偉大的，但它對于18、19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來說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任何建筑所帶有的傳奇色彩完全是居于其中的人賦予它的，即使是作為一個影視基地或者影視基地旅游景區，“圓明新園”也應該尋找那些歷史中的熠熠不滅的靈魂，以及這些靈魂帶給清帝國的興衰榮辱。
圓明園是一個很大很沉重的文化概念，很容易陷被傳統文化綁架而舉步維艱，“圓明新園“則更容易選取對自己發展有利的元素，進行高于時代的文化解讀。
未來，文化遺產的開發還會進入一波又一波的熱潮，如何開發出能夠超越時代、引領時代的文化精品，將成為思考的重點。
（本文作者 朱墨 筆名“尋荒者”，資深旅游規劃策劃者，北京華漢旅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項目經理，熱衷于文化旅游，文化創意產品的深度策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