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建筑大師這樣說過，說古建筑和古城是帶有文化符號和生命光澤的“活化石”，是一個地方、一座城市歷史的記憶，她承載和見證著的是這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積淀，這正是古建筑和古城守護的真諦所在。
在歐洲，上至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下到市政管理者、普通百姓，都對古建筑和古城守護有著更全更深更透的認知和理解。可以說，他們對古建筑和古城的用“心”守護和“悉心照料”以及基于古建筑和古城的自信與自豪的情懷，都達到了很高的文化境界，常常給去過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
歐洲人常常把傳統的古建筑形象地稱為“喜馬拉雅山”，意思是“你不能走過去，最好的辦法是保留它”。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們。”
看過巴黎的古建筑及其周圍環境，很多人都會由衷感慨那種視覺上的享受。巴黎市將新老城區分開，用凱旋門作為新老城區的分界線：一邊作為老城區，不允許現代建筑踏足，另一邊是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曾有巴黎人這樣自豪地說過：如果他們古代的祖先再回到巴黎，依然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可見巴黎的古建筑和古城保護之完整。意大利也是如此，最明顯的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述西方建筑和城市歷史的書，意大利的建筑和城市都占據著相當多的篇幅，其對古建筑和古城的守護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和層次。這種境界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境界，這種守護實質上演變為了一種“守護文化”，這種“守護文化”又進階為一種責任和事業，體現了對于歷史和子孫后代的擔當。反過來，他們的自信和自豪實際上是來自于他們所守護的老建筑和古城。而當下我們缺少的也許就是這樣一種文化境界和素養，一種“守護文化”的信念。
總體來看，歐洲對古建筑和古城守護有三個具體層面。
一是法律的層面。歐洲很多國家對老建筑和古城劃定了極其嚴格的法律規范保護“紅線”。法國早在600年前的1374年就有規范城市建筑的法律。1913年，法國專門出臺了《歷史建筑保護法》，當時巴黎105平方公里的古城都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在保護區內變動或新建任何建筑，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意大利法律則明確規定建筑物外部結構屬于政府，購買者只有房子內部的使用權。
二是操作程序層面。嚴格操作規程是歐洲各國守護古建筑和古城遵循的重要原則。如在建筑拆遷的限定上有清晰的邊界。英國有專門的古建筑保存條例，該條例規定，凡是1840年前的建筑物，一律要加以保護，不得更改外觀；1900年前后的建筑物，根據是否有保留價值而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凡是不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則可以重建。此外，決策審批程序也十分完備嚴密。如法國專門設有國家建筑規劃師制度，市長要聽取并參考規劃師的意見，同時，建筑計劃還要廣泛征求民意，多數民眾反對的建筑計劃要撤銷或重新規劃。
三是辯證地對待保護。歐洲對于建筑保護，一向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是積極而不是消極的，意思是，他們并非簡單地為保護而保護，而是積極意義上的保護，其中不乏對古建筑和古城的保護性修繕和建設。把以“保護”為準則和目的的修繕建設再度融入“保護”之中。我們在倫敦、牛津和劍橋所見到的一些15、16世紀以至更早的教學樓、校舍，業已搞過多次修繕建設，但從外形看，經歷了漫長歲月的外墻上斑斑駁駁和風化層清晰可見，使人身臨其境地感到，這種保護不是消極應付，而是在認真考證和論證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的修繕方式建設加以保護。
正是這種對古建筑和古城守護的文化境界，造就了今天歐洲一個個有歷史記憶、有建筑文化特色的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度及其城市，也為世人留下了一筆筆文化財富。
（責任編輯 ：羅燕）
